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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电往事】杨绍全:编写国内高校首套电子对抗专业教材 主持研发968干扰机
时间:2021-11-17 14:56:20来源:西电记忆点击:

杨绍全,男,汉族,1938年11月生,浙江台州人,中共党员,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1960年毕业于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雷达专业,后留校从事电子对抗专业的教学和科研,其间曾为赴英访问学者。

主要讲授课程有电子对抗原理、雷达原理等,参与编写全国统编教材《电子对抗原理》(获电子工业部优秀教材二等奖),著有《信号分析》等教材。

科研方向为:1.对新体制雷达的侦察和干扰。主持研制机载噪声干扰机,并列装部队,获全国科学大会奖;2.研制供雷达和导弹试验用的目标、干扰信号模拟器,获光华基金奖和多项省部级科技进步奖。

曾任国防科工委、电子工业部的电子对抗专业组委员,陕西省雷达和电子对抗学会副主任,电子对抗国家重点实验室客座教授和资深委员,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电子工程系(电子工程学院前身)系主任。

作为电子工程领域的专家,您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您早年间上学的经历吗?

我是1955年从浙江台州黄岩中学毕业的。1955年是我国一五计划施行的第一年,国家对人才的要求非常紧迫。当时国家的招生实际上是分三批的,第一批是留苏预备生,也就是将一部分学生送到社会主义国家,比如苏联、罗马尼亚、捷克等。这些学生主要去学习石油开采等国内比较薄弱的专业。

第二批是军队院校生,最后一批是普通高校学生。前两批学生都是通过政审和体检的保送生,要求成分好、身体好。我家庭成分是贫农,但体检时发现身体不太好,于是我就被选为军校保送生。

1955年7月1日,多位军校老师到学校来招生。当时是赵荣仁同志到我们学校作报告,号召大家去参军,报考军校。但那个时候我们对军校没有认识,所以基本上也没有人主动去报名。其实在此之前,军校的老师已经查看了学生档案,内定了人选。于是没过几天,学校就通知我被录取到西电了。那时的西电还叫军委通校。

知道被录取以后,我非常高兴,赶紧跑回家告诉父母亲。在路上又碰到很多村里人,他们见我这么早回来都问我有什么事。我说我已经保送上军校了。当时很多人以为军校就是军官学校,所以大家都很高兴。父母亲知道此事后非常高兴,但是听说这个学校在张家口,而我又从来没有出过远门,所以也很担心。当时家里没有钱供我上学,我仅穿着一件衬衣和一条短裤,从家乡出发了。

当时我们中学有6个人保送入学,县里其他两所中学各有3个人,一共12人。我们在贺泳同志的带领下,从黄岩乘汽车到杭州。在杭州给我们发放了军装,接着乘车到上海,再乘火车到北京,最后到张家口,一路上折腾了四五天。到了张家口以后,我们进行了一个多月的军训,军训过了就开始分班。我们中学来的6个人,有3个在无线专业,2个在有线专业,而我被分配在雷达专业。

因为我们是保送生,所以没有填报专业,而且学校当时对这方面也是保密的。招生的时候只说这所学校是搞无线电的,到学校以后才分配的专业。

在被录取到军委通校后,我心里是十分高兴的。因为像我这些贫下中农出身的人,在解放初上过学的很少。当时能上学的人,都是地主或商人的孩子,真正从农村出来的人非常少。小时候,我们是在家族祠堂里上小学,那是不要钱的。1949年5月,黄岩解放。解放以后,我才有机会上中学。

那时上中学是要交学费的,但国家对贫下中农子女上学给予补助,也就是人民助学金。助学金分甲级、乙级、丙级,这样一来可以省下很多钱。学费省下以后,关键就是在学校的生活费。

当时学校离家有十三里多,为了省下生活费,我几乎天天早上五点起床,走十三里路去上学,下午放学以后又赶快走回家。就这样冬天走,夏天走;晴天走,雨天走。那个时候求知欲确实很强,有了这个机会就只想好好学习。

西电和军队的待遇一样,供给吃穿,每月还能领生活费。这不仅解决了我的后顾之忧,而且每月还能把生活费留出几块钱寄回家去。所以也可以说我从那时起就开始养家了。当时第一年是6块钱,第二年是9块钱,第三年是12块钱,第四年是16块钱,到第五年就是26块钱。26块钱在当时是什么水平呢,大概就是一个乡干部的月工资。

如果没有国家给予的资助,我根本就上不了大学。以前有句话是知识改变命运,但是我觉得还要有获取知识的可能。如果连上学的可能都没有,那知识改变命运也只是一句空话。所以我很庆幸国家和党给了这么好的机遇,中学和大学都不要钱,因此我要努力学习和工作,为国家和人民作出贡献。

当时学校的办学情况是怎样的?

我校那时称为中央军委工程学校,地址在张家口。我们学校的位置就是过去傅作义的军营。当时学校里有五个系,指挥系培养指挥干部,高级工程班专门培养处级以上的指挥人员,搞技术的是无线系、有线系和雷达系。不同于现在一个系里有很多专业,当时一个系里只有一个专业。而且当时每个班的人数也很少,只有四十到五十个人,整个学校也只有一千人左右。

学生的管理分为校、系还有班级。系里有主任、政委;班里有指导员和班主任。因为那时学生人数很少,像我们雷达系,一共五个年级,即五个班。每一级只有40多人,整个系的学生总共两百多人。所以管理人员的组成也非常简单,只有一个系主任、一个政委,还有三个参谋、一个办事员,教师管理机构叫做教授会。

那时候学校有几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课程多。当时学校的课程是根据人才培养的目标设置的,我们培养的目标是研究、设计、维护、使用人才。雷达系主要是研究和设计雷达,使用和维护具体的雷达设备。

一切课程都围绕雷达来配置,有天线,发射机,接收机,脉冲技术,雷达原理还有自动控制、电机、内燃机、化学等,另外还有物理、俄语、高数、自然辩证法、电工、无线电原理、工程力学、理论力学、工程制图等专业基础课程。

因为我们是军人,所以还要学军事课,比如地形学、战术学。学了地形学以后,学校老师晚上开车把你带到某一个村子里,然后给你地图和指南针,让你自己找回来。战术学要学习从班到集团军的所有战术。现在看来,当时学的课程确实很多,一共有48门课程。

第二个特点是学校对人才培养要求严格,非常重视学风。当时考试是五分制,就是优、良、中、及格、不及格。如果你这学期考试全是优秀,那学校就会把你的名字写到光荣榜上,我们系的丁鹭飞教授就榜上有名。当时同学们看到这些名字都非常仰慕,也是一种激励自己好好学习的动力。

但金榜题名在我们那一级之后就没有了,改成了国家学术奖金。考试成绩全部优秀的学生就会被授予国家学术奖金。假如你的考试成绩只有一门是良好,其他的全都是优秀,那么学校允许你良好的科目重新考一次,如果获得了优秀,那么也算作你全部优秀。对于学习进步很快、思想稳定的同学,学校也会给予队前嘉奖,就是班主任或者指导员在全班同学面前进行口头表扬。这些都激励着大家好好学习,不断进步。

考试时,老师对平时学习不认真的同学会严厉批评,如果老师发现有学生考前临时抱佛脚,老师就会一直追问,答不出来必须重考,有的学生甚至会从早晨一直考到下午。

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抓的很紧。班领导会利用出早操和晚点名的机会,进行批评或者表扬,系政委也会经常找人谈话,做思想工作。举个例子,部队是集体吃饭,饭前大家集合到一起,系政委就给大家讲话。当时系里有个黑板报,所有的不良现象都会公布出来。总之,学校当时对综合素质的培养还是很重视的。

第三个特点是重理论,轻实践。学校之前是华北电专,解放以后搬到张家口变成了大学。学校教员只管开设课程,不承担科研任务。上课也以讲课为主,基本上没有实践环节。但讲的内容很细,比如讲接收机里放大器的设计方法时,老师会讲放大器的总体目标应该怎么分配,应该有几级电路,每一级的具体线路怎样构成。

所以西电学生工作后,工作单位都表示西电学生上手快。我们上手为什么快呢?因为其他学校讲课就是纯粹讲概念性知识,不像我们讲的这么细,具体线路都会讲到。所以工作以后就能很快上手。

学校当时大部分教研室都是没有实验室的,实验课程也很少。我记得只有上化学的时候做过实验,其它任何时候连实验都没做过。后来有一次保铮老师把几个成绩比较好的学生组织起来,让我们自己设计复合刻度波产生器,就是一种用于雷达测量目标距离的电路。最后我们自己设计组装了电路,1958年总参通信兵部举行展览会,还把这个电路拿去展览了。这说明当时学校里实践性环节确实是非常少的。

当时学校的生活条件比较艰苦,因为是军营,所以基本都是平房,只有校长和专家住在三层的小楼上,还有教学楼也是三层的。我们的宿舍也是平房,条件确实很差。我们班56个人,全是男生,都住在一间房子里。

房子两边都是大通铺,一边住二十多个人,到了冬天就在房子中间生一个炉子。房子里没有卫生间,也没有水。早晨七点我们起床要洗脸刷牙,只能到屋外的水管接水。冬天水管被冻住流不出水来,我们的班主任就提前用开水把水管烫开,这样才能用上水。

其它方面我觉得都很好,不愁吃,不愁穿,里里外外的军装都是学校发放。各种学习用品,包括教材、笔记本,甚至连草稿本都是发的。对于草稿本我印象很深,那是我军缴获的日本电报纸。一年级开始修大学物理要用计算尺,学校就给我们每个人发一个计算尺。在二年级要学工程制图,学校就给我们发了圆规、三角板等学习用品。

总而言之,学习生活方面是无忧无虑的。不仅有吃有穿,还有津贴费可以补贴家用,对我来说简直过上了天堂般的生活。我刚上大学时只有一米五多,结果一年长高了十几公分,最后长到一米七几,可以说知识和身体都是在部队里成长起来的。

当年您是如何带领我校电子对抗专业发展起来的?

当时我校的学制是五年制,我没有毕业就留校了。1959年我还在大四的时候,学校通知我和林象平等四位同志去北京学习。到了北京以后,我们才知道去的地方是总参通信兵部,去学习电子对抗。那个时候电子对抗是绝密的,因此我们此前对该专业也一无所知。

当时负责教学的是杨博处长,给我们讲课的老师是参谋李有守同志。他曾经去苏联进修过电子对抗的课,回国后就用之前听课的笔记给我们讲课。上课的内容主要是敌情部分和干扰原理,敌情部分包括美国所有雷达和导航设备的参数以及功能原理,以及导弹制导原理。另一部分讲的是干扰原理,就是如何对雷达进行有源、无源以及欺骗干扰。一些讲授的内容没有任何数学推导,就是直接给出一个结论,所以学得并不透彻。

他讲了大概两个月后,苏联专家斯塔伦斯基来北京给我们讲侦察原理,后来因为苏联撤回专家,他课没讲完就回去了。于是学校让我们五个人留在北京消化学习材料,编写讲义。

当时编的教材是三门课程,雷达侦察原理、雷达干扰原理,还有军用机。我们两个人搞雷达侦察,两个人搞雷达干扰,还有一个人搞军用机。在我们去北京学习的时候,学校把56级的学生挑出32人组成一个班,叫4-562班,学习电子对抗。

我们8月份回来就一边印讲义,一边备课,到9月份就正式开课。这个班实际上就只学了一个学期,把电子对抗的侦察原理、干扰原理和军用机都修完了。他们毕业以后,我们留下了其中12个人当教员,其它人都分配到研究所中。

当时国内没有专门从事电子对抗的研究所,只有19所中的一个室开始研究电子对抗,我们的学生就进入那里补充研究力量。在此基础上,他们在65年发展为29所,成为国内最大的电子对抗研究所。

那一批学生留校以后,我们模仿雷达系的培养方案,以苏联给我们的一部地对空干扰机作为研究对象。按机器的各个部件开设相应的课程,即雷达侦察接收机、雷达干扰发射机、信号分析、雷达干扰原理、雷达侦察原理、军用机。

我们17个老师要编写出6门课程的教材,并给学生开课。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最早的5个老师每人带几个刚毕业的学生编写教材,还有些课程的教材是全部由刚毕业的学生编写的。

当时我承担的是《信号分析》这门课。在60年代,学校不仅没有开设随机过程的课程,甚至也没有概率论课程。因此旧教材给我们的全是结论,但不知道它是怎么推导出来的。

学生这样学习肯定是不行的,我们必须要让学生了解随机过程的基本知识,知道这些结论是如何推导来的。这就是编写《信号分析》教材的目的。教材编写的压力非常大,电子对抗在那时是绝密的,根本不可能有资料提供给我们,也因保密不能向老教授请教。

所幸我在图书馆馆长金有巽教授的帮助下,找到了美国国防部在二战时期研究电子对抗的资料。这些资料被记录在微缩胶卷上,需要在专门的阅读机阅读。但这些都是英文资料,而我只在中学学过一点英文,看懂资料难度非常大。于是我只好一边看着阅读器,一边查字典,用了大概半年的时间,把美国所有的研究报告都看了一遍。这下心中才有点底,最后编写了《信号分析》教材。

其它教材的编写也十分困难。我们从北京回来的时候,学校还没有任何干扰机器,仅有一部苏联给我们的地对空干扰机说明书,而上课就只能靠说明书来讲。后来我们就向上面申请,要来了这台机器。老师们把它搬到实验室,一部分一部分地解剖,自己研究各部分的构造和作用,最后才编出了教材。

这六门课的教材是很多人付出了极大努力共同编写出来的。当时国内搞电子对抗的只有我们一所学校,不久以后,其它学校也开始开设这门课程,比如哈军工和南京炮兵学院。现在看来,虽然这些教材水平不高,但还是对专业建设起了重要作用的。

在您数十年的从教生涯中,您觉得最有成就感的几件事是什么?

电子对抗从1959年到现在,已经走过了62年了。在这62年当中,大家共同努力,对国家建设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我主要就教材建设和科学研究这两个方面来说一说。

教材建设方面,主要是出版了全国统编教材《电子对抗原理》,这本教材获得了电子优秀教材二等奖,教材的编写人是林象平老师、我和魏本涛老师。

六十年代,曾经的教材《侦察原理》《干扰原理》和当时的雷达发展水平已经完全不相称了。以前的教材中,所有雷达的参数都是固定的,而且雷达数量较少。电子对抗技术应对这些雷达都比较简单,就是用抛物面天线去扫,来判断对方雷达在什么方向,用示波器测量脉冲宽度,用耳机听声音,来测量脉冲重复频率。但六十年代以后,电子对抗发展很快。

中东战争中,新型雷达大量出现,雷达数量也显著增多,用曾经的方法根本就测不出准确信息。并且在中东战争期间,很多新的电子对抗技术都应运而生。如果我们的教材仍然按照过去的内容,那么它对科研人员根本没有任何参考价值,也就落后于时代了。

根据这种情况,我们从1972年左右开始重新编写新教材,加入了很多新的技术,更加适合当时电子技术发展的水平。新教材出版后影响很大,电子对抗领域基本人手一本,成为了必备的参考书。这也算是我们对这个专业做出了一点贡献。

科研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机载968干扰机。这部干扰机获得了全国科学大会奖,而且更加引以为傲的是装备了部队。学校里研发生产的东西能装备部队,这是非常自豪的。

当时为什么要搞这个东西呢?越南战争时期我们出动了地面雷达,但雷达看不到敌机,而我方雷达还常被炸毁。究其原因是美国的作战战术发生了变化。战前美国的干扰飞机在进攻方向对你的雷达进行干扰,然后敌方的主战飞机也会沿着干扰的方向飞进来,并且用反辐射炸弹攻击我们的雷达设备。

当时情况十分严峻,而国内从来没有电子对抗的经验。在这种情况下,大家都想办法解决。一种方法是提高雷达的抗干扰水平,另外就是研制相应的干扰机供雷达作抗干扰试验。

出于这种需要,空军给了我们下达了一项任务,让我们研制专门干扰某种雷达的设备。起初的设备代号是964,正式的样机我们叫968干扰机。制造这台干扰机的难度确实很大,当时我们没有经验,平常只是上课,没有做过大型科研项目;另外,器材装备也非常落后。电子对抗和其他设备不同,它需要宽带器件,但当时国内没有宽带器件,只能仿制敌机残骸上的相应元器件。

我们刚开始做的时候,采用的干扰信号方案是由晶体管产生干扰信号,通过行波管放大发射出去。这个行波管是科学院电子所研制的,他们也是模仿的美国设备,大概用了一年多才做出来。但行波管做成以后,仍有很多问题无法解决。

首先是冷却问题解决不了,一个行波管的冷却系统需要一立方米的冷却系统,但飞机上不可能带这么大的冷却系统,所以这个方案就只好中止。后来有一次开会时,我遇到一个成电的学生,他毕业以后在贵州凯里制造一种新的设备,叫做电调磁控管。我认为这恰好适合我们的设备,于是我们决定用电调磁控管做干扰机的核心器件。他们做好一只,就送到我们这里试一次。

干扰机是个庞大的系统。它包括侦察接收机,控制系统,干扰发射机,以及天线、电源和机械结构等,需要多个专业的老师协作才能完成研制任务。当时学校从各个教研室抽调了三十多名同志,成立了一个以革命干部、知识分子、工人三结合的研制小组。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终于在1972年左右完成了干扰机的研制工作。

干扰机问世以后,又需要经过高温、低温、震动实验、冲击实验等一系列实验。当时我们并没有实验条件,只能每天带着机器到其他厂去做实验。我们先在地面上对雷达做实验,成功以后,空军决定让我们做出一个样机,要求能“一带三”。就是能同时对三个方向的雷达进行干扰,有需要的时候,也可以把干扰机同时集中到一个方向进行干扰。

这台干扰机做出来以后要在轰炸机上进行试飞试验,但干扰机怎么放到轰炸机上,怎么把弹药库变成放置干扰器的设备,又成了大问题。后来我们就和空军一起改装飞机,成功解决了这些困难。所以说,我们国内第一架干扰飞机完全装载了我们自己的设备。这是国内第一次自行设计干扰机,也是国内第一架干扰飞机。

968干扰机样机研制成功后,空军又要求我们生产三套以装备部队。最后,968干扰机转交给其它研究所继续生产。

通过干扰机的研究,我从中学到了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如组织大型科研项目的方法,又如产品从样机到实用化进行各项试验(例行试验和飞行试验)的方法。

干扰机是靠大家集体力量搞出来的,我只是做了自己应该做的。

您认为支持您数十年来一路前行,始终坚持学术研究的动力是什么?

研究的动力是现实和未来国家的需要。电子对抗是为军队建设服务的,其特点是必须与时俱进。雷达等电子系统出现了什么新技术和抗干扰措施,电子对抗一方必须破解它。因此为了未来战争中少受损失,必须不断学习,了解雷达技术的新进展,研究它的薄弱点,提出攻击这些弱点的方法。

其次,电子对抗本身也需不断提高自己的综合对抗能力,以适应信息战时代的电磁环境。过去投入战场的雷达数量少,信号密度低,且雷达参数固定。作战飞机上常携带一台干扰机就能自卫。

现代战争中,一架飞机可能面临多部雷达的监视或跟踪,而飞机的空间又不允许携带多部干扰机,这样就要求机上的干扰设备必须是综合系统,并且是智能管理系统。这样的系统需要能从大量的雷达信号中分离开各自的信号,又要根据信号的特征识别出威胁信号,最后还要组合干扰资源产生特定的干扰。

无论对新体制雷达的对抗技术研究,还是对智能型电子对抗综合系统的研究,都是为了在未来战争中取得胜利。

在对抗的另一面,雷达和导弹等也在不断研究其抗干扰,为了试验和评估其抗干扰能力,需要干扰模拟器为其产生干扰环境。尤其是导弹的试验,为了保密和节省试验成本,在外场打靶试验前往往先作内场试验。内场试验就是用干扰模拟器产生的电磁环境下的试验。为了满足试验的现实需要,几十年来我们研制了各种各样的干扰模拟器。

在您的科研过程中都遇到了哪些困难呢?您又是如何解决的?

困难肯定有,解决的方法是发挥群众智慧,土洋结合。

首先是没有仪器设备。搞干扰机必须知道干扰频谱宽度、干扰功率,还有干扰信号的质量怎么样,这个就需要频谱分析仪和功率计。那个时候学校的仪器都在仪器室里头,仪器室里头就有一部苏联的频谱分析仪,但是没法用。

我们就用波长计代替,测量干扰信号的频谱。没有频谱分析仪测量调制噪声的频谱,我们用示波器测量。没有功率计怎么办呢,我们就自己做水负载功率计,用水做负载吸收微波功率。根据水温的变化,就可以换算干扰功率的大小。

国内是六十年代初才开始研制晶体材料的,电子对抗用的晶体管是超高频的晶体管,那这种晶体管不是锗能解决得了的,要用砷化镓这些材料,当时只有十三所能研制这种晶体管,他们研制一支,我们拿来用一支,就这样做实验,从中挑选出合格的晶体管,设计出要求的电路。

总之,那时搞科研困难确实很多,但是凭借集体智慧和不懈的努力,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

“以考试成绩判高下”一直是教学领域争执不下的问题,那么您对这个问题是怎么认为的呢?您对您的学生们又是怎么要求的呢?

我觉得学生他的主要任务就是学习,学习好是任务也是本分。老师对他们的学习好是必须要求的。如果学习不好,掌握不了知识的话,出去以后没办法适应社会。

我认为大学学习有两个方面:专业知识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专业知识包括基本概念和分析得到的结果。而分析问题能力的培养正是大学学习的重点。

我们在各门课中都在介绍分析方法,如电路中的回路电流法,节点电压法,随机过程分析课中的噪声通过线性电路和非线性电路的分析方法等等。这些与考试成绩有关吗?我认为有关系的,但又不能完全凭成绩高低判断学生的学习成效。

大学考试很少有死记硬背的,大多与分析方法有关。学习能力强的,必定很好掌握分析方法,能考出好成绩。但是他可能因某种原因,成绩不一定名列前茅。但确实也有能考试,考试成绩很好而以后的工作能力一般的情况,除了个别人是临时抱佛脚考出好成绩外,工作能力是受许多因素影响的。不能因为以后的工作能力不强而否定他的学习。

但是,对一个学生来说,光是学习好,思想品质不行的话,的确也是不行。像有些学生到国外去以后,说中国这不好,那不好。这种学生我觉得对老师来说是一个失败。所以,培养学生要有爱国心,要有事业心。这个是必须的。

学校办学目的就是为了给国家培养人才。从瑞金开始,需要报务员联系通信,到张家口以后,搞通信的就搞通信电台,搞雷达的就搞雷达,就是要培养为部队服务的人才。现在改革开放以后,就是培养国家需要的电子技术方面的人才。这个就是我们学校主要培养的目标。

嫦娥五号,天宫一号以及天问一号总师都是西电的校友。而西电今天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您认为这种西电现象背后的密码是什么?

西电有个精神,就是听党话,叫干啥就干啥,从不挑剔抱怨。

我们学校原来没人搞航空航天的,分到工作单位以后需要你搞这个事情,那就搞这个事情。好像一直是这个样子,像我们来了以后,叫你学雷达专业,就学雷达专业,叫你留校教师,搞电子对抗,就搞电子对抗。那其实我们学校毕业出去以后也是一样。人家对我们反应最好的就是西电精神。西电精神是什么,就是听党话,跟党走。

第二个,不怕困难,基本功扎实,有任务就上。特别是刚才讲了,因为我们学的比较扎实,很快能适应这个工作的要求。叫你设计一个电路,马上就能设计一个电路出来。所以用人单位觉得很好,对西电的评价很高。

作为学生的领航人,您对校园内的莘莘学子有没有什么想建议的?

西电建校这么多年来,由张家口时候的1000人不到的学校,发展到当时几千人的学校,再到现在几万人的大学,由一个普通的军队院校,发展成双一流学科院校,的确是变化很大。

其实对老师来说,最值得骄傲的就是自己的学生有所作为,当我们看到好多同学都成了领军人物以后,什么航天系统其他系统的领军人物,老师比自己得了奖还高兴。最近这段时间报道比较多的是航天方面的,实际上,学校的各专业,比如我们电子对抗行业里头,大部分研究所的所长,总工都是西电人,所以这一点到哪里我们都觉得很自豪。

我们希望学生一代胜过一代,好好学,学真本事。将来出去工作,能为国家做贡献。不管什么行业,一定要发扬听党话、不怕苦、肯干、肯钻研的精神。

以后在工作当中,可能会碰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就要有不怕困难的大无畏精神。基本功一定要学扎实。我一直是这样希望的。华而不实的,专门为了考试拿高分的,根本不行。以前有这种说法,这个人光学理论,实际动手能力不行。我个人认为不是这样的,真正吃透理论后,搞起工作来,他就很能解决问题。

这里,我想讲一个故事,在越南战争后,国内的雷达同行开始研究抗干扰技术,他们称这种抗干扰电路为“D.F”电路,一次雷达专家们在一起讨论“D.F”电路的抗干扰效果,有人说这种电路没有效果,也有人说具有很好的抗干扰效果。

为什么同一电路其抗干扰效果不同呢。其原因是他们把重点放在如何设计电路上,而没有从理论上弄清楚这种电路是抗什么类型的干扰,也没有从理论上弄清楚电路参数、干扰信号质量与抗干扰效果的关系。

如果他们随便请人做个干扰机,可能电路没有抗干扰效果,如果干扰信号的质量很差,电路可能有很好的抗干扰效果,但这是虚假的效果。总之,我认为在实际工作中,若对自己和对象的知识研究的越深入,就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理论是实践的基础,这是真理。

为了更好地配合记者采访,杨绍全教授精心整理了一份多达28页的笔记。这位老人用工整的字体详细地记录着学校的历史变迁和他的人生经历及心境感悟。

笔记的末尾,杨绍全教授写到:“西电九十年,学校由小变大,科研水平不断提高,成为211、双一流建设学校。作为老西电人,我们为之骄傲。祝愿学校发展的越来越好,电子工程学院发展的越来越好,电子对抗专业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作者 顾启宇 宫懿伦 王丹 转载于西电记忆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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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讲授课程有电子对抗原理、雷达原理等,参与编写全国统编教材《电子对抗原理》(获电子工业部优秀教材二等奖),著有《信号分析》等教材。

科研方向为:1.对新体制雷达的侦察和干扰。主持研制机载噪声干扰机,并列装部队,获全国科学大会奖;2.研制供雷达和导弹试验用的目标、干扰信号模拟器,获光华基金奖和多项省部级科技进步奖。

曾任国防科工委、电子工业部的电子对抗专业组委员,陕西省雷达和电子对抗学会副主任,电子对抗国家重点实验室客座教授和资深委员,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电子工程系(电子工程学院前身)系主任。

作为电子工程领域的专家,您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您早年间上学的经历吗?

我是1955年从浙江台州黄岩中学毕业的。1955年是我国一五计划施行的第一年,国家对人才的要求非常紧迫。当时国家的招生实际上是分三批的,第一批是留苏预备生,也就是将一部分学生送到社会主义国家,比如苏联、罗马尼亚、捷克等。这些学生主要去学习石油开采等国内比较薄弱的专业。

第二批是军队院校生,最后一批是普通高校学生。前两批学生都是通过政审和体检的保送生,要求成分好、身体好。我家庭成分是贫农,但体检时发现身体不太好,于是我就被选为军校保送生。

1955年7月1日,多位军校老师到学校来招生。当时是赵荣仁同志到我们学校作报告,号召大家去参军,报考军校。但那个时候我们对军校没有认识,所以基本上也没有人主动去报名。其实在此之前,军校的老师已经查看了学生档案,内定了人选。于是没过几天,学校就通知我被录取到西电了。那时的西电还叫军委通校。

知道被录取以后,我非常高兴,赶紧跑回家告诉父母亲。在路上又碰到很多村里人,他们见我这么早回来都问我有什么事。我说我已经保送上军校了。当时很多人以为军校就是军官学校,所以大家都很高兴。父母亲知道此事后非常高兴,但是听说这个学校在张家口,而我又从来没有出过远门,所以也很担心。当时家里没有钱供我上学,我仅穿着一件衬衣和一条短裤,从家乡出发了。

当时我们中学有6个人保送入学,县里其他两所中学各有3个人,一共12人。我们在贺泳同志的带领下,从黄岩乘汽车到杭州。在杭州给我们发放了军装,接着乘车到上海,再乘火车到北京,最后到张家口,一路上折腾了四五天。到了张家口以后,我们进行了一个多月的军训,军训过了就开始分班。我们中学来的6个人,有3个在无线专业,2个在有线专业,而我被分配在雷达专业。

因为我们是保送生,所以没有填报专业,而且学校当时对这方面也是保密的。招生的时候只说这所学校是搞无线电的,到学校以后才分配的专业。

在被录取到军委通校后,我心里是十分高兴的。因为像我这些贫下中农出身的人,在解放初上过学的很少。当时能上学的人,都是地主或商人的孩子,真正从农村出来的人非常少。小时候,我们是在家族祠堂里上小学,那是不要钱的。1949年5月,黄岩解放。解放以后,我才有机会上中学。

那时上中学是要交学费的,但国家对贫下中农子女上学给予补助,也就是人民助学金。助学金分甲级、乙级、丙级,这样一来可以省下很多钱。学费省下以后,关键就是在学校的生活费。

当时学校离家有十三里多,为了省下生活费,我几乎天天早上五点起床,走十三里路去上学,下午放学以后又赶快走回家。就这样冬天走,夏天走;晴天走,雨天走。那个时候求知欲确实很强,有了这个机会就只想好好学习。

西电和军队的待遇一样,供给吃穿,每月还能领生活费。这不仅解决了我的后顾之忧,而且每月还能把生活费留出几块钱寄回家去。所以也可以说我从那时起就开始养家了。当时第一年是6块钱,第二年是9块钱,第三年是12块钱,第四年是16块钱,到第五年就是26块钱。26块钱在当时是什么水平呢,大概就是一个乡干部的月工资。

如果没有国家给予的资助,我根本就上不了大学。以前有句话是知识改变命运,但是我觉得还要有获取知识的可能。如果连上学的可能都没有,那知识改变命运也只是一句空话。所以我很庆幸国家和党给了这么好的机遇,中学和大学都不要钱,因此我要努力学习和工作,为国家和人民作出贡献。

当时学校的办学情况是怎样的?

我校那时称为中央军委工程学校,地址在张家口。我们学校的位置就是过去傅作义的军营。当时学校里有五个系,指挥系培养指挥干部,高级工程班专门培养处级以上的指挥人员,搞技术的是无线系、有线系和雷达系。不同于现在一个系里有很多专业,当时一个系里只有一个专业。而且当时每个班的人数也很少,只有四十到五十个人,整个学校也只有一千人左右。

学生的管理分为校、系还有班级。系里有主任、政委;班里有指导员和班主任。因为那时学生人数很少,像我们雷达系,一共五个年级,即五个班。每一级只有40多人,整个系的学生总共两百多人。所以管理人员的组成也非常简单,只有一个系主任、一个政委,还有三个参谋、一个办事员,教师管理机构叫做教授会。

那时候学校有几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课程多。当时学校的课程是根据人才培养的目标设置的,我们培养的目标是研究、设计、维护、使用人才。雷达系主要是研究和设计雷达,使用和维护具体的雷达设备。

一切课程都围绕雷达来配置,有天线,发射机,接收机,脉冲技术,雷达原理还有自动控制、电机、内燃机、化学等,另外还有物理、俄语、高数、自然辩证法、电工、无线电原理、工程力学、理论力学、工程制图等专业基础课程。

因为我们是军人,所以还要学军事课,比如地形学、战术学。学了地形学以后,学校老师晚上开车把你带到某一个村子里,然后给你地图和指南针,让你自己找回来。战术学要学习从班到集团军的所有战术。现在看来,当时学的课程确实很多,一共有48门课程。

第二个特点是学校对人才培养要求严格,非常重视学风。当时考试是五分制,就是优、良、中、及格、不及格。如果你这学期考试全是优秀,那学校就会把你的名字写到光荣榜上,我们系的丁鹭飞教授就榜上有名。当时同学们看到这些名字都非常仰慕,也是一种激励自己好好学习的动力。

但金榜题名在我们那一级之后就没有了,改成了国家学术奖金。考试成绩全部优秀的学生就会被授予国家学术奖金。假如你的考试成绩只有一门是良好,其他的全都是优秀,那么学校允许你良好的科目重新考一次,如果获得了优秀,那么也算作你全部优秀。对于学习进步很快、思想稳定的同学,学校也会给予队前嘉奖,就是班主任或者指导员在全班同学面前进行口头表扬。这些都激励着大家好好学习,不断进步。

考试时,老师对平时学习不认真的同学会严厉批评,如果老师发现有学生考前临时抱佛脚,老师就会一直追问,答不出来必须重考,有的学生甚至会从早晨一直考到下午。

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抓的很紧。班领导会利用出早操和晚点名的机会,进行批评或者表扬,系政委也会经常找人谈话,做思想工作。举个例子,部队是集体吃饭,饭前大家集合到一起,系政委就给大家讲话。当时系里有个黑板报,所有的不良现象都会公布出来。总之,学校当时对综合素质的培养还是很重视的。

第三个特点是重理论,轻实践。学校之前是华北电专,解放以后搬到张家口变成了大学。学校教员只管开设课程,不承担科研任务。上课也以讲课为主,基本上没有实践环节。但讲的内容很细,比如讲接收机里放大器的设计方法时,老师会讲放大器的总体目标应该怎么分配,应该有几级电路,每一级的具体线路怎样构成。

所以西电学生工作后,工作单位都表示西电学生上手快。我们上手为什么快呢?因为其他学校讲课就是纯粹讲概念性知识,不像我们讲的这么细,具体线路都会讲到。所以工作以后就能很快上手。

学校当时大部分教研室都是没有实验室的,实验课程也很少。我记得只有上化学的时候做过实验,其它任何时候连实验都没做过。后来有一次保铮老师把几个成绩比较好的学生组织起来,让我们自己设计复合刻度波产生器,就是一种用于雷达测量目标距离的电路。最后我们自己设计组装了电路,1958年总参通信兵部举行展览会,还把这个电路拿去展览了。这说明当时学校里实践性环节确实是非常少的。

当时学校的生活条件比较艰苦,因为是军营,所以基本都是平房,只有校长和专家住在三层的小楼上,还有教学楼也是三层的。我们的宿舍也是平房,条件确实很差。我们班56个人,全是男生,都住在一间房子里。

房子两边都是大通铺,一边住二十多个人,到了冬天就在房子中间生一个炉子。房子里没有卫生间,也没有水。早晨七点我们起床要洗脸刷牙,只能到屋外的水管接水。冬天水管被冻住流不出水来,我们的班主任就提前用开水把水管烫开,这样才能用上水。

其它方面我觉得都很好,不愁吃,不愁穿,里里外外的军装都是学校发放。各种学习用品,包括教材、笔记本,甚至连草稿本都是发的。对于草稿本我印象很深,那是我军缴获的日本电报纸。一年级开始修大学物理要用计算尺,学校就给我们每个人发一个计算尺。在二年级要学工程制图,学校就给我们发了圆规、三角板等学习用品。

总而言之,学习生活方面是无忧无虑的。不仅有吃有穿,还有津贴费可以补贴家用,对我来说简直过上了天堂般的生活。我刚上大学时只有一米五多,结果一年长高了十几公分,最后长到一米七几,可以说知识和身体都是在部队里成长起来的。

当年您是如何带领我校电子对抗专业发展起来的?

当时我校的学制是五年制,我没有毕业就留校了。1959年我还在大四的时候,学校通知我和林象平等四位同志去北京学习。到了北京以后,我们才知道去的地方是总参通信兵部,去学习电子对抗。那个时候电子对抗是绝密的,因此我们此前对该专业也一无所知。

当时负责教学的是杨博处长,给我们讲课的老师是参谋李有守同志。他曾经去苏联进修过电子对抗的课,回国后就用之前听课的笔记给我们讲课。上课的内容主要是敌情部分和干扰原理,敌情部分包括美国所有雷达和导航设备的参数以及功能原理,以及导弹制导原理。另一部分讲的是干扰原理,就是如何对雷达进行有源、无源以及欺骗干扰。一些讲授的内容没有任何数学推导,就是直接给出一个结论,所以学得并不透彻。

他讲了大概两个月后,苏联专家斯塔伦斯基来北京给我们讲侦察原理,后来因为苏联撤回专家,他课没讲完就回去了。于是学校让我们五个人留在北京消化学习材料,编写讲义。

当时编的教材是三门课程,雷达侦察原理、雷达干扰原理,还有军用机。我们两个人搞雷达侦察,两个人搞雷达干扰,还有一个人搞军用机。在我们去北京学习的时候,学校把56级的学生挑出32人组成一个班,叫4-562班,学习电子对抗。

我们8月份回来就一边印讲义,一边备课,到9月份就正式开课。这个班实际上就只学了一个学期,把电子对抗的侦察原理、干扰原理和军用机都修完了。他们毕业以后,我们留下了其中12个人当教员,其它人都分配到研究所中。

当时国内没有专门从事电子对抗的研究所,只有19所中的一个室开始研究电子对抗,我们的学生就进入那里补充研究力量。在此基础上,他们在65年发展为29所,成为国内最大的电子对抗研究所。

那一批学生留校以后,我们模仿雷达系的培养方案,以苏联给我们的一部地对空干扰机作为研究对象。按机器的各个部件开设相应的课程,即雷达侦察接收机、雷达干扰发射机、信号分析、雷达干扰原理、雷达侦察原理、军用机。

我们17个老师要编写出6门课程的教材,并给学生开课。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最早的5个老师每人带几个刚毕业的学生编写教材,还有些课程的教材是全部由刚毕业的学生编写的。

当时我承担的是《信号分析》这门课。在60年代,学校不仅没有开设随机过程的课程,甚至也没有概率论课程。因此旧教材给我们的全是结论,但不知道它是怎么推导出来的。

学生这样学习肯定是不行的,我们必须要让学生了解随机过程的基本知识,知道这些结论是如何推导来的。这就是编写《信号分析》教材的目的。教材编写的压力非常大,电子对抗在那时是绝密的,根本不可能有资料提供给我们,也因保密不能向老教授请教。

所幸我在图书馆馆长金有巽教授的帮助下,找到了美国国防部在二战时期研究电子对抗的资料。这些资料被记录在微缩胶卷上,需要在专门的阅读机阅读。但这些都是英文资料,而我只在中学学过一点英文,看懂资料难度非常大。于是我只好一边看着阅读器,一边查字典,用了大概半年的时间,把美国所有的研究报告都看了一遍。这下心中才有点底,最后编写了《信号分析》教材。

其它教材的编写也十分困难。我们从北京回来的时候,学校还没有任何干扰机器,仅有一部苏联给我们的地对空干扰机说明书,而上课就只能靠说明书来讲。后来我们就向上面申请,要来了这台机器。老师们把它搬到实验室,一部分一部分地解剖,自己研究各部分的构造和作用,最后才编出了教材。

这六门课的教材是很多人付出了极大努力共同编写出来的。当时国内搞电子对抗的只有我们一所学校,不久以后,其它学校也开始开设这门课程,比如哈军工和南京炮兵学院。现在看来,虽然这些教材水平不高,但还是对专业建设起了重要作用的。

在您数十年的从教生涯中,您觉得最有成就感的几件事是什么?

电子对抗从1959年到现在,已经走过了62年了。在这62年当中,大家共同努力,对国家建设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我主要就教材建设和科学研究这两个方面来说一说。

教材建设方面,主要是出版了全国统编教材《电子对抗原理》,这本教材获得了电子优秀教材二等奖,教材的编写人是林象平老师、我和魏本涛老师。

六十年代,曾经的教材《侦察原理》《干扰原理》和当时的雷达发展水平已经完全不相称了。以前的教材中,所有雷达的参数都是固定的,而且雷达数量较少。电子对抗技术应对这些雷达都比较简单,就是用抛物面天线去扫,来判断对方雷达在什么方向,用示波器测量脉冲宽度,用耳机听声音,来测量脉冲重复频率。但六十年代以后,电子对抗发展很快。

中东战争中,新型雷达大量出现,雷达数量也显著增多,用曾经的方法根本就测不出准确信息。并且在中东战争期间,很多新的电子对抗技术都应运而生。如果我们的教材仍然按照过去的内容,那么它对科研人员根本没有任何参考价值,也就落后于时代了。

根据这种情况,我们从1972年左右开始重新编写新教材,加入了很多新的技术,更加适合当时电子技术发展的水平。新教材出版后影响很大,电子对抗领域基本人手一本,成为了必备的参考书。这也算是我们对这个专业做出了一点贡献。

科研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机载968干扰机。这部干扰机获得了全国科学大会奖,而且更加引以为傲的是装备了部队。学校里研发生产的东西能装备部队,这是非常自豪的。

当时为什么要搞这个东西呢?越南战争时期我们出动了地面雷达,但雷达看不到敌机,而我方雷达还常被炸毁。究其原因是美国的作战战术发生了变化。战前美国的干扰飞机在进攻方向对你的雷达进行干扰,然后敌方的主战飞机也会沿着干扰的方向飞进来,并且用反辐射炸弹攻击我们的雷达设备。

当时情况十分严峻,而国内从来没有电子对抗的经验。在这种情况下,大家都想办法解决。一种方法是提高雷达的抗干扰水平,另外就是研制相应的干扰机供雷达作抗干扰试验。

出于这种需要,空军给了我们下达了一项任务,让我们研制专门干扰某种雷达的设备。起初的设备代号是964,正式的样机我们叫968干扰机。制造这台干扰机的难度确实很大,当时我们没有经验,平常只是上课,没有做过大型科研项目;另外,器材装备也非常落后。电子对抗和其他设备不同,它需要宽带器件,但当时国内没有宽带器件,只能仿制敌机残骸上的相应元器件。

我们刚开始做的时候,采用的干扰信号方案是由晶体管产生干扰信号,通过行波管放大发射出去。这个行波管是科学院电子所研制的,他们也是模仿的美国设备,大概用了一年多才做出来。但行波管做成以后,仍有很多问题无法解决。

首先是冷却问题解决不了,一个行波管的冷却系统需要一立方米的冷却系统,但飞机上不可能带这么大的冷却系统,所以这个方案就只好中止。后来有一次开会时,我遇到一个成电的学生,他毕业以后在贵州凯里制造一种新的设备,叫做电调磁控管。我认为这恰好适合我们的设备,于是我们决定用电调磁控管做干扰机的核心器件。他们做好一只,就送到我们这里试一次。

干扰机是个庞大的系统。它包括侦察接收机,控制系统,干扰发射机,以及天线、电源和机械结构等,需要多个专业的老师协作才能完成研制任务。当时学校从各个教研室抽调了三十多名同志,成立了一个以革命干部、知识分子、工人三结合的研制小组。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终于在1972年左右完成了干扰机的研制工作。

干扰机问世以后,又需要经过高温、低温、震动实验、冲击实验等一系列实验。当时我们并没有实验条件,只能每天带着机器到其他厂去做实验。我们先在地面上对雷达做实验,成功以后,空军决定让我们做出一个样机,要求能“一带三”。就是能同时对三个方向的雷达进行干扰,有需要的时候,也可以把干扰机同时集中到一个方向进行干扰。

这台干扰机做出来以后要在轰炸机上进行试飞试验,但干扰机怎么放到轰炸机上,怎么把弹药库变成放置干扰器的设备,又成了大问题。后来我们就和空军一起改装飞机,成功解决了这些困难。所以说,我们国内第一架干扰飞机完全装载了我们自己的设备。这是国内第一次自行设计干扰机,也是国内第一架干扰飞机。

968干扰机样机研制成功后,空军又要求我们生产三套以装备部队。最后,968干扰机转交给其它研究所继续生产。

通过干扰机的研究,我从中学到了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如组织大型科研项目的方法,又如产品从样机到实用化进行各项试验(例行试验和飞行试验)的方法。

干扰机是靠大家集体力量搞出来的,我只是做了自己应该做的。

您认为支持您数十年来一路前行,始终坚持学术研究的动力是什么?

研究的动力是现实和未来国家的需要。电子对抗是为军队建设服务的,其特点是必须与时俱进。雷达等电子系统出现了什么新技术和抗干扰措施,电子对抗一方必须破解它。因此为了未来战争中少受损失,必须不断学习,了解雷达技术的新进展,研究它的薄弱点,提出攻击这些弱点的方法。

其次,电子对抗本身也需不断提高自己的综合对抗能力,以适应信息战时代的电磁环境。过去投入战场的雷达数量少,信号密度低,且雷达参数固定。作战飞机上常携带一台干扰机就能自卫。

现代战争中,一架飞机可能面临多部雷达的监视或跟踪,而飞机的空间又不允许携带多部干扰机,这样就要求机上的干扰设备必须是综合系统,并且是智能管理系统。这样的系统需要能从大量的雷达信号中分离开各自的信号,又要根据信号的特征识别出威胁信号,最后还要组合干扰资源产生特定的干扰。

无论对新体制雷达的对抗技术研究,还是对智能型电子对抗综合系统的研究,都是为了在未来战争中取得胜利。

在对抗的另一面,雷达和导弹等也在不断研究其抗干扰,为了试验和评估其抗干扰能力,需要干扰模拟器为其产生干扰环境。尤其是导弹的试验,为了保密和节省试验成本,在外场打靶试验前往往先作内场试验。内场试验就是用干扰模拟器产生的电磁环境下的试验。为了满足试验的现实需要,几十年来我们研制了各种各样的干扰模拟器。

在您的科研过程中都遇到了哪些困难呢?您又是如何解决的?

困难肯定有,解决的方法是发挥群众智慧,土洋结合。

首先是没有仪器设备。搞干扰机必须知道干扰频谱宽度、干扰功率,还有干扰信号的质量怎么样,这个就需要频谱分析仪和功率计。那个时候学校的仪器都在仪器室里头,仪器室里头就有一部苏联的频谱分析仪,但是没法用。

我们就用波长计代替,测量干扰信号的频谱。没有频谱分析仪测量调制噪声的频谱,我们用示波器测量。没有功率计怎么办呢,我们就自己做水负载功率计,用水做负载吸收微波功率。根据水温的变化,就可以换算干扰功率的大小。

国内是六十年代初才开始研制晶体材料的,电子对抗用的晶体管是超高频的晶体管,那这种晶体管不是锗能解决得了的,要用砷化镓这些材料,当时只有十三所能研制这种晶体管,他们研制一支,我们拿来用一支,就这样做实验,从中挑选出合格的晶体管,设计出要求的电路。

总之,那时搞科研困难确实很多,但是凭借集体智慧和不懈的努力,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

“以考试成绩判高下”一直是教学领域争执不下的问题,那么您对这个问题是怎么认为的呢?您对您的学生们又是怎么要求的呢?

我觉得学生他的主要任务就是学习,学习好是任务也是本分。老师对他们的学习好是必须要求的。如果学习不好,掌握不了知识的话,出去以后没办法适应社会。

我认为大学学习有两个方面:专业知识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专业知识包括基本概念和分析得到的结果。而分析问题能力的培养正是大学学习的重点。

我们在各门课中都在介绍分析方法,如电路中的回路电流法,节点电压法,随机过程分析课中的噪声通过线性电路和非线性电路的分析方法等等。这些与考试成绩有关吗?我认为有关系的,但又不能完全凭成绩高低判断学生的学习成效。

大学考试很少有死记硬背的,大多与分析方法有关。学习能力强的,必定很好掌握分析方法,能考出好成绩。但是他可能因某种原因,成绩不一定名列前茅。但确实也有能考试,考试成绩很好而以后的工作能力一般的情况,除了个别人是临时抱佛脚考出好成绩外,工作能力是受许多因素影响的。不能因为以后的工作能力不强而否定他的学习。

但是,对一个学生来说,光是学习好,思想品质不行的话,的确也是不行。像有些学生到国外去以后,说中国这不好,那不好。这种学生我觉得对老师来说是一个失败。所以,培养学生要有爱国心,要有事业心。这个是必须的。

学校办学目的就是为了给国家培养人才。从瑞金开始,需要报务员联系通信,到张家口以后,搞通信的就搞通信电台,搞雷达的就搞雷达,就是要培养为部队服务的人才。现在改革开放以后,就是培养国家需要的电子技术方面的人才。这个就是我们学校主要培养的目标。

嫦娥五号,天宫一号以及天问一号总师都是西电的校友。而西电今天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您认为这种西电现象背后的密码是什么?

西电有个精神,就是听党话,叫干啥就干啥,从不挑剔抱怨。

我们学校原来没人搞航空航天的,分到工作单位以后需要你搞这个事情,那就搞这个事情。好像一直是这个样子,像我们来了以后,叫你学雷达专业,就学雷达专业,叫你留校教师,搞电子对抗,就搞电子对抗。那其实我们学校毕业出去以后也是一样。人家对我们反应最好的就是西电精神。西电精神是什么,就是听党话,跟党走。

第二个,不怕困难,基本功扎实,有任务就上。特别是刚才讲了,因为我们学的比较扎实,很快能适应这个工作的要求。叫你设计一个电路,马上就能设计一个电路出来。所以用人单位觉得很好,对西电的评价很高。

作为学生的领航人,您对校园内的莘莘学子有没有什么想建议的?

西电建校这么多年来,由张家口时候的1000人不到的学校,发展到当时几千人的学校,再到现在几万人的大学,由一个普通的军队院校,发展成双一流学科院校,的确是变化很大。

其实对老师来说,最值得骄傲的就是自己的学生有所作为,当我们看到好多同学都成了领军人物以后,什么航天系统其他系统的领军人物,老师比自己得了奖还高兴。最近这段时间报道比较多的是航天方面的,实际上,学校的各专业,比如我们电子对抗行业里头,大部分研究所的所长,总工都是西电人,所以这一点到哪里我们都觉得很自豪。

我们希望学生一代胜过一代,好好学,学真本事。将来出去工作,能为国家做贡献。不管什么行业,一定要发扬听党话、不怕苦、肯干、肯钻研的精神。

以后在工作当中,可能会碰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就要有不怕困难的大无畏精神。基本功一定要学扎实。我一直是这样希望的。华而不实的,专门为了考试拿高分的,根本不行。以前有这种说法,这个人光学理论,实际动手能力不行。我个人认为不是这样的,真正吃透理论后,搞起工作来,他就很能解决问题。

这里,我想讲一个故事,在越南战争后,国内的雷达同行开始研究抗干扰技术,他们称这种抗干扰电路为“D.F”电路,一次雷达专家们在一起讨论“D.F”电路的抗干扰效果,有人说这种电路没有效果,也有人说具有很好的抗干扰效果。

为什么同一电路其抗干扰效果不同呢。其原因是他们把重点放在如何设计电路上,而没有从理论上弄清楚这种电路是抗什么类型的干扰,也没有从理论上弄清楚电路参数、干扰信号质量与抗干扰效果的关系。

如果他们随便请人做个干扰机,可能电路没有抗干扰效果,如果干扰信号的质量很差,电路可能有很好的抗干扰效果,但这是虚假的效果。总之,我认为在实际工作中,若对自己和对象的知识研究的越深入,就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理论是实践的基础,这是真理。

为了更好地配合记者采访,杨绍全教授精心整理了一份多达28页的笔记。这位老人用工整的字体详细地记录着学校的历史变迁和他的人生经历及心境感悟。

笔记的末尾,杨绍全教授写到:“西电九十年,学校由小变大,科研水平不断提高,成为211、双一流建设学校。作为老西电人,我们为之骄傲。祝愿学校发展的越来越好,电子工程学院发展的越来越好,电子对抗专业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作者 顾启宇 宫懿伦 王丹 转载于西电记忆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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